4月9日下午，在富阳大源镇蒋家村的“耐耕堂”里，随着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麦家与富阳黄公望研究会会长蒋金乐将一块红布缓缓揭开，蒋增福先生一生笔耕不辍的“成果”展现在大家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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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蒋公的一辈子，仿佛专为富阳文化事业而生。他创作、编著出版的37本著作，煌煌上千万言，所有的书其实都只有一个主人公，那就是‘富阳’。”蒋金乐说。

当天是“富阳乡邦文史作家第一人”蒋增福先生逝世一周年忌日，也是蒋增福先生自传《我是耐耕堂后人》和各界人士回忆蒋增福先生文稿集《离思》的首发式。老先生生前的好友、同事、亲属等相约来到他的故居，深切缅怀这位可敬的老人。

为挖掘、传播富春乡土文化不遗余力

“老家有幢始建于清代末年的老屋，是三正四厢加前厅的台门屋……我在这里出生，度过童年、少年，老屋里烙下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也许若干年后，我会将它写进《诉说人生梦》（注：出版时改名为《我是耐耕堂后人》）的回忆录里。”在蒋增福先生追思会上，随着蒋增福先生散文《老屋》的朗读声，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从前。

1933年10月，蒋增福先生出生在“耐耕堂”，寓意诚实耐劳，胸怀抱负。他的谱名叫炳铧。炳是明亮的意思，铧就是安装在犁上的铁片，用来掘土。一张明亮的犁铧，没生锈，意味着一直在耕地。

“在耕，在掘，在进”，蒋增福先生虽然只读了四年半书（高小毕业），但勤奋好学，为挖掘、传播富春乡土文化不遗余力，多次获得杭州市优秀作家奖、“五个一工程”奖、富阳郁达夫文艺奖。

他历任富阳县广播事业局局长、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县政协秘书长、县文联主席，为富阳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重要贡献。在任期间，他组织编写首套乡邦文史丛书《富阳风貌》，组织建造富阳影剧院，改编越剧《金殿拒婚》晋京演出，创办郁达夫研究会、文学刊物《富春江》，广邀国内外知名大家来富阳访问交流、撰文宣传，有力地提升了富阳区域文化实力，有效地扩大了富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他也一直反哺着家乡，传播百花公主、周恩来在大源等大源故事，推动农村文化礼堂“蒋家宗祠”修缮，为“经纬整交点”利用建言献策，如今这些已经成为大源以及富阳发展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

浙江文艺出版社原编辑李庆西说，蒋公有一种罕见的文化直觉，他很早就注意抢救和保护许多因历史原因而湮没的文化遗存。修复鹳山郁华烈士的血衣冢、松筠别墅和郁氏故居等，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都已完成，他是真正理解郁达夫对于富阳的价值的。

李庆西特别提到，在蒋公的多次游说下，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郁达夫全集》（全12册），为国内外郁达夫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蒋老的成就中，最重要也最显著的当属郁达夫研究。郁达夫长孙郁峻峰说：“蒋先生在哪，郁达夫研究就在哪。每一个与郁达夫有关的活动和事宜都跟蒋增福先生有关，那些年‘富阳老蒋’的称呼响彻中国文化界。”郁峻峰说，在所有的著作中他最推崇蒋先生收录在《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中的《郁达夫祖籍新说》这一篇考证文章，“关于郁氏家族的溯源，这篇是最权威的，成为学术定论。”

大家眼中的“伯乐”

蒋增福先生为人谦和豁达，真诚友善，帮助他人，不求回报。1984年，求贤若渴的他，获得富阳县委颁发的“伯乐奖”。

蒋增福先生既是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社长赵晴的老领导，也是他的恩师。赵晴用四个“者”概括他心中的老蒋。“老蒋是学者，活到老学到老，笔耕不停、著作等身。老蒋是能者，在哪个工作岗位都能干出成绩，办节目、评好稿要搞到全省全市先进；连体育活动也要名列前茅。老蒋是智者，有敏锐的洞察力，发掘抢救乡邦文史，开行业之先。老蒋是仁者，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对于大家的错误他包容，对于上级的压力他敢于担当。”

“蒋增福先生是一束光，那束让一粒种子苏醒的阳光。”麦家回忆道，12岁那年离开村庄前，父亲带他去见的第一个人就是蒋增福先生，“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位作家如此接近，一粒文学的种子就在我的心中种下了。”

“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传承，对地方文化的挖掘保护，那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也是我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动力。”麦家动情地说，即使自己再忙碌，也一定会来参加蒋增福先生的追思会，“我们在此相聚，因为他就是圆心”。

另一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因为工作关系没能到现场参加追思会，但也托人在现场读了她前一晚写的文字。“我认识您的时间太长了，长到我还不会写字的时候，那时我刚上幼儿园，我在饭桌上听父母说着大人的话时，第一次听到了您的名字。他们以为我太小听不懂，但这是一颗关于人性的种子，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想象中茁壮成长。”许多年后，王旭烽便是怀揣着这样的心灵起点开始与蒋增福先生交流和对话，并因为对郁达夫的研究，建立了师友般的关系。

“蒋公是我的雨露，我就是在蒋公的浇灌下成长起来的。当年蒋公以种种方式成全我的写作。”去年定居富阳的知名作家李杭育说，在蒋公领导下的富阳广播站，是他一生中呆过的最有活力、最少唧唧歪歪因而也最让他怀念的工作单位。

李杭育清楚地记得，蒋公先是把一套光绪《富阳县志》借给他，然后只要有空就带他下乡体验生活，希望他能更深入地了解富阳。正是蒋公为他提供了在那个时代的“葛川江小说”或者说“寻根文学”的催化剂，半年后他就写出了《最后一个渔佬儿》（“寻根文学”代表作之一）和《沙灶遗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在整理编写《离思》过程中，我们对深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今天，大家真诚追思中的一些片断和细节，有些我们家人之前并不知晓，点点滴滴，桩桩件件，使父亲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和伟岸。”女儿蒋文瑶表示。